周东升(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讲师):张枣提出“元诗”概念,并在他的诗学文章中多次讨论。他认为元诗是一种关于诗的诗,全面沉浸于语言本体,是作者姿态在诗歌过程中的显露,也是具有普遍的消极性的现代写作主体自我维修和康复的方式。但当代元诗写作存在的危机和它的成就一样突出,因此,张枣在朝向危机的元诗写作中,既坚持主体的现代性,又积极追寻“丰盈的汉语性”,并在诗歌过程中展开诗歌自身问题的反思。张枣的元诗概念,不仅是对新诗历程深入考察的结果,也是自身写作经验的提纯和总结,张枣的写作为元诗突破自身的危机提供了生动的典范。通过《祖母》《悠悠》《大地之歌》三部作品的分析,可以展现出张枣元诗写作在写作主体、汉语性及方法论三方面的特征。
李商雨(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张枣的诗歌在处理现实的“经验材料”时,采用了一种类似纳博科夫所谓的“小魔法师的棱镜”的方法。在具有开放性特点的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启发下,诗人可以以“现代心智”创造一个“现实”,在此意义上,诗人是纳博科夫所说的“魔法师”。张枣将“经验材料”以比喻的方式进入诗歌,进行变形、虚构,并以己之“现代心智”或“消极主体”,完成其诗歌的文学现代性。按照皮尔斯对理论科学的划分推知,作为符号的诗歌应该建立在美学基础之上,以美学优先,而非伦理学优先的原则。通过对张枣《灯芯绒幸福的舞蹈》一诗中享乐因素分析可知,中国诗歌如果不能在虚构的向度上自我完成,就很难获取真正的汉语诗歌的文学现代性。这与时下的“非虚构写作”,诗歌批评中存在的呼吁关注当下现实,以及社会伦理化的风气形成了冲突。
谭克修(诗人):张枣究竟是一个多大的诗人?我谈几点看法。首先,关于张枣的代表作《镜中》,是一首唯美的诗。在第三代诗人里,很多人已不太愿意把诗写得这么唯美了。其次,张枣的天才诗人属性。与海子这类外向型肆意表演青春洋溢的天才诗人相比,张枣和柏桦类似,一直在尽量收敛外溢的才华,让诗向内生长,他们的天才性表现在诗歌技艺的早熟上。他们早期诗歌就拥有的思想理性,到了足以让同行惊骇的地步。再次,张枣的先锋意识。张枣最大的诗歌理想是重新发明一种母语。为进行这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他选择了换一个语言环境来开始工作——用一种离开母语的方式去抵达母语。最后,未完成的大诗人。张枣从《镜中》《何人斯》一出场,就有了一个大诗人的起飞姿势。可惜的是,他的英年早逝,也提前带走了汉语诗歌更多可能的奇迹。所以,我把张枣归为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大诗人。
路云(诗人):对于张枣的《镜中》,吸引我的,不是“皇帝”而是“松木梯子”。原因很简单,松木梯子一下就把镜头切换到日常性之中,作为居家必备的普通生活用品,带给我的感觉格外亲切。用梅花、骑马、皇帝、南山四个古代生活用词,如何去完成一首现代诗?把这四个词从文本中勾勒出来,就可以大致看出,一个文人气息很浓、很古典、很中国,甚至是很宫廷的生活场景,因此皇帝出现在这个场景中,读者不会感到意外。根据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和认知,初稿写下皇帝这两个字,是基于无意识,因为诗人沉浸在梅花、骑马、南山所呈现的情景之中,随着诗行推进,自然而然带出皇帝这个词,是完全可能的。而最终保留,是有意识地运用,是再次确认这个词,不会有被拉向启禀皇上之类的风险,而是创造性运用,固定在一个框架之中化为镜像,指向包含在规则和经典作品中的威权。
赵飞:张枣在《一首雪的挽歌》中写过这样一句诗:上帝/你在干些什么?1989年,张枣在给钟鸣的信中写道:“荷氏是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他是一个先知。是最后一个神。”我认为这首诗是张枣写给荷尔德林的挽歌。张枣曾任教于图宾根大学,而荷尔德林神志不清后就住在图宾根大学旁边一位木匠的塔楼上。张枣对荷尔德林,可谓心有戚戚。张枣说一个人应该“敏窥神意”。他的神是一种诗意和诗性的认知途径,也可以说是他的对话诗学的终极指向。他的对话诗学依托于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其中隐含着神的维度。但张枣转化了荷尔德林和海子的悲剧,回到“汉语性”。他醒悟到与世界和解的启示其实就蕴含在汉语思想中。所以他后来发明汉语之“甜”,把天人之际的和谐、圆融落实为具体的、世界的、人的亲密与会心,落实为语言的精妙与美,正如他的对话性最终也落实为情境的、亲密的、人的。张枣已用他的诗歌告诉我们,神性不是别的,神性就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中,就在诗歌这一绝对性的语言中,写下来,就是接收宇宙脆响的口令,就是落实神性。
何敏(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从我与多人的阅读情况来看,《鹤》虽然仅仅三行,越读越为之着迷,为之拜服。这种美学体验在数量和质量上呈现出庞大的逆差,冲破了诗歌批评中张力、陌生化、抒情性等理论上的成见。我以为这其中尤为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张枣的《鹤》在对峙中完成了交融艺术,并且在这种艺术氛围中触及了读者心底的神思之弦:逍遥的风格、人的存在的限度。诗中“我”的身份边界模糊会给读者仙人形象般联想:由鹤带入云顶的缥缈,再由否认鹤的身份达到一种与万物灵犀的境界,一股畅游超脱之感悠然而出。这便是为何读此诗有逍遥之气的缘由之一。逍遥气质的另一原因则是“在你杯口喝一小口水”,显示出一种超然的洒脱,不拘于他物的繁芜,自在由心地取舍。加上“弱水”为仙家之水的原型,这“喝一小口水”就有了仙风道骨的气质。身份与他物畅然置换,取舍之间毫不耽溺,共同构成了诗歌驾鹤西游、不恋凡物的逍遥之风。
杨景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诗人张枣以对中国新诗积极探索与试验的姿态,构筑了自己的诗歌大厦,其作品和理论对当下诗歌创作具有启发性。首先,《镜中》和《何人斯》作为张枣早期的发轫之作,对中国新诗的形式与内容给予了巨大的冲击。张枣很好地实现了古汉语诗与现代汉语诗两者的融合。由于古汉语诗语素的移植,使诗歌在外形上表现为一种美的形态,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其次,现代性体现。张枣在诗中设置了不同的主客体,并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身份切换。这种诗歌创作思维的展现,消解了诗歌的中心叙事主体,这使得诗歌的抒情主体有了多重含义,赋予诗歌文本内部更大的文学张力,从而完成诗歌对现代性的完美表达。最后,古典与现代的交织。他借中国古典文学中意象的外形,将时代的现代性考量融入古典意象中,实现了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与现代诗歌的遥相呼应,诗中的古典意象也随之变得富含现代性的韵味。
周建刚(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教授):张枣的诗有“轻”“甜”的气质,若放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便是李商隐、韦庄、冯延巳一流,不脱晚唐五代之风。张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有隐秘的精神联系,但他做得更好的地方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现代诗歌中体现古典“诗意”,重要的不是形式的复古或摹古,反而应该是融会外语诗歌的精华,即所谓“与外语和洋气勾连”。张枣的“洋气”也和黄遵宪等人不一样,他的“洋气”,是中国古典诗歌精神与西方诗歌精神在“路途中的相遇”。在张枣后来的诗歌中,渐渐出现了一些与“轻甜”风格不尽一致的忧思深重的东西,对“死亡”的主题有特殊的眷爱之情。在这类诗中,我们领略了张枣的诗艺,不仅有古典式的“轻甜”,而且还有对于人生重大时刻、危机时刻的深切领悟。这种领悟建立在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现代性基础之上,是一种现代化的“死亡观”。
文玲(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作为一个旅居海外的诗人,异乡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让张枣学会“在孤独的黄昏,寒冷的秋季,坐在一棵樱桃树下,观看天鹅”。这种观看成了一种对生命的消遣,也是一种面对绝望的办法。学习“观看”,因地制宜内化世界的物象是张枣诗歌创作的切入点。观看对于张枣来说,一方面具有解放功能,还原物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具有建构功能,通过调动诗人内在的经验、记忆、想象建构一个空间的视觉对象。张枣极力打破单一的视点,不断调整观看对象的角度和方式,通过呈现“物”本身反省自我,以实现对“道”的回归。张枣的诗歌充满了事物与语词的张力,在否认语词能力的同时又借助于语词让这个令人着迷的事物真正在眼前成形,由此,张枣找到了来世的幸福语言。
周俊锋(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张枣的诗歌写作长于古典意趣的转化与顿歇节奏的变换,以结构助词“之”为中心的定中短语在张枣诗歌中有着多样化的表达。张枣诗歌音节节奏的轻重与意象节奏的转换,以及在诗歌句法节奏层面的停暂勾连呈现出别有意味的韵律与重复。张枣诗歌的分裂意识、隐喻转换、元诗写作等一系列的语言试验通过诗意经验的紧缩与释放,从消极主体的审美经验中进行主体精神的思想辨识,以一定的眼力检视与发现传统并生成新的诗意,对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智性抒情与生长方向具有积极的启示。
朱思衡(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我今天想解读一下张枣的《夜色温柔》。这首诗表达的是“to be or not to be”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张枣在“阴沉”的“夜”里暗自心伤。对于“夜”,人们通常的习惯是通过表象思维对它做一种观念性的把握,这样就会与夜的阴森森的境界相隔离。读者如果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怀,就能抓紧诗人用语言编织起来的线索。诗人内心蕴藏的巨大的悲怆就能被发现。张枣不是一个写作上的神秘主义者,在这里也不是要表达的一种情调或者气氛,而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期待,只不过他想表达的和他说的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他的语言指向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物象,但他想表达的诗意却在语言之外的地方,阅读他的诗歌本身就是对读者的考验,需要的不仅是读者的耐心,更需要有感应的会心,否则就会与诗人文字之外的诗意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