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 ◎ 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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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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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曾国藩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清王朝自康熙（1662－1722在位）以后经雍、乾、嘉、道历四帝一百十七年，积衰之势已成。风雨欲来，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层尚昏蒙未觉，而有识之士已有深度的危机感。此年，林则徐赴虎门禁烟，北京广东之间，函件频仍。龚自珍（1792－1841）则于北京辞官南归杭州，感时而作《己亥杂诗》，先后成诗三百余首，哀民生，刺暴吏，吁天公，礼《法华》，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不久竟忧愤以终。这一年，曾国藩二十九岁，居湖南湘乡乡里。正月，乡里痘症大行，其十岁之妹、十五月之子皆染痘殇。四月，曾国藩离家至衡阳，此为曾国藩先世之祖籍，亦为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之故里。六月，至耒阳谒杜工部祠堂。八月出邵阳，此为当时正活动于外的湖南经世学者魏源之家乡，复入陕西蓝田，十月归。十一月初二，子纪泽生，是日启程北上入京赴职，家人送至长沙，至汉口遇大雪，遂滞留度岁。家事国事天下事，纷纭而来，是岁始记日记，名“过隙影”，感觉时间之流逝变迁，失所怙恃，茫无所归。次年年初入京，已为道光庚子（1840），任翰林院庶吉士小官，乃正式踏入仕途。六月又复患大病，病热危剧，几不救，得朋友守护，八月病势始减。是年七月湘学大师唐鉴（1778－1861）到京任太常寺卿，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在唐鉴的熏陶影响下，前后数年之间，曾国藩之学一变，一生之思想实奠基于此。曾国藩本人自记：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
《送唐先生南归序》
考曾国藩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1834）入京参加会试，始好昌黎古文，粗知桐城派文章，为其接触文学之始。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1836）出京还乡，过金陵时贷金购廿三史，为其接触史学之始。而于三十岁（1840）从学唐鉴，于湘学传统中接受程朱理学，乃为其接触哲学之始。唐鉴之生平与为学大概，具见《清史稿•儒林传》，略云：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嘉庆十七年进士。累擢至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内召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震天下。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何桂珍等皆从鉴考德问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七十，斯须必敬。晚岁著《读易小识》，编次《朱子全集》，别为义例，以发紫阳之蕴。
可见唐鉴之思想结构。曾国藩于此内外并困、身心交瘁之际，得遇唐鉴之学，不啻开一新境。早年所从事的各种学问，探得其根，乃判然各归其所。

曾国藩


辛丑（1841）七月曾国藩日记：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曾国藩所记之语看似散碎，实唐鉴一生之思想结构，尽发于此。唐鉴为曾国藩分判天下学问，将天下学问归结为义理，将义理归结为反身戒欺，于时间则从《朱子全书》（宋）上出至《易》（先秦）。数语将唐鉴当时所能见到的也是曾国藩所能见到的各种思想，划一轮廓，试挈其纲领如下：
此即曾国藩一生思想变化的基础，也是他一生文学思想变化的基础。对曾国藩一生评价的是是非非，均需溯及于此。唐鉴提出此纲领，非偶然。曾国藩接收此纲领，亦非偶然。此一分判，与当时长江流域之学术背景息息相关。考清代学术萃于长江流域，下游今安徽、江苏两省，尤集一时之盛。康熙、乾隆之际学术变化后，至曾国藩之时，已有汉学、桐城派、常州今文学之异，彼此矛盾已深。汉学精尚考据，远出明末清初之顾炎武，经阎若璩、胡渭至乾嘉大盛，复有惠栋（1697－1758）吴派与戴震（1723－1777）皖派之别，此派观点至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扶持之，遂成为清代正统学术。其学集中于东汉一代之经学，上不及西汉先秦，下鄙薄宋学为不足道。方法以语言研究为主，究及一名一物之细，虽对整理古代文献有贡献，终不免知“小学”而不知“大学”之讥。桐城之学，出明末之唐宋派古文，经归有光至清初方苞、刘大，而实创于姚鼐（1732－1815），其时稍后于惠栋、戴震，故其学以义理、辞章、考据分判学问，以考据一门将汉学囊括于内。以为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辞章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所编集之《古文辞类纂》影响一时。虽然姚鼐已将文学流派上升为哲学流派，其学终以文章为主，弟子所重视亦为其文学成就。常州之学，始于庄存与（1719－1788），至其外孙刘逢禄发挥之，不满汉学之埋头故纸，入而不出，更上溯西汉，以《公羊》之微言大义说《春秋》，有强烈关心政治的倾向。三派纷争对立，龚自珍终未从学其名重天下的外祖父段玉裁，而从学于刘逢禄为常州派弟子，可睹风气之变。嘉庆二十三年（1818），惠氏弟子江藩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常州弟子龚自珍以“十不安”遣书规之，姚鼐弟子方东树更于宋学立场撰写《汉学商兑》三卷（道光丙戌，1826）攻之，此起彼伏。然而除安徽、江苏两省之外，上游更有湖湘之学。
远在宋时，湖湘即有理学家朱熹、张讲学其地。明清之际，更有王船山独树一帜。船山之民族思想虽久抑不扬，而岳麓书院传统却延续未绝。道光间，湖南士大夫集团之成员贺长龄、陶澍、唐鉴、魏源等对政治学术都有一定影响。道光六年－七年（1826－1827）贺长龄延请魏源（1794－1857）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既为时代所需，亦隐然树一与下游汉学对立的标识。贺长龄、陶澍之密友唐鉴入京后著成《学案小识》，更有不满《汉学师承记》之意。二书相辅以观，恰可见湘学传统中人于内外两方面之主张。魏源本人与龚自珍同出刘逢禄门下，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与总督陶澍有密切合作关系，又见湘学的经世主义与常州之学的相应处。道光庚子（1840）前后，在京的常州学者风流云散。唐鉴此时到京为一重镇，自然成了新的学术中心。曾国藩早年肆业于岳麓书院，早已受湘学的潜在影响，在此动荡之际接受唐鉴之学，毫不足怪。对照此学术背景，唐鉴所树之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者，辞章括桐城、考据括汉学，经济括常州，而以义理反身归束为湘学内圣之基，均有其实指，已有综合下游诸学问之志。国藩听唐鉴之分判，闻所未闻，早年纷乱之所学，均秩然现其条理，宜其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遇唐鉴之后，即有信给另一位湘学先辈贺长龄以谈其心情：
国藩以兹内省，早年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嘹嘹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镜海先生庶几不欺哉。
可见曾国藩对往事的愧悔和重走新路的决心，此心情表现于他所作的《杂诗九首》之中，为曾国藩今所存最早的诗歌之一，录三首如下：
早岁事铅椠，傲兀追前轨。张网挈陬维，登山追岌峨。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 。三公渺如，万金睨如屣 。肠胃郁千奇，不敢矜爪觜。稍待兰蕙滋，烈芬行可喜。岂期挝驽骀，前驱不逾咫。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春秋三十一，顽然亦如此。染丝不成章，桔迁化为枳。壮盛百无能，老苍真可耻。散吾所甘，多是惭毛里。（其一）
霜落万瓦寒，天高月浩浩。美人在何许，相思心如。我昔觌美人，对面如蓬岛。神光薄轩墀，朱霞荡初晓。彩凤仪丹霄，顾视无凡鸟。意密恩还疏，微诚不敢道。贻我彤管炜，粲兮稀世宝。可怜金屋恩，长门秋草。谣诼日以多，觏闵曾不少。宠眷难再得，蛾眉行衰老。区区保私爱，夜夜视苍昊。（其五）
谁能烹隽燕，我愿燎桑薪。谁能钓巨鳌，我愿理其纶。南涧萍藻，可以羞鬼神。大才与小版，相须会有因。嗟余不足役，岂谓时无人。（其九）
诗风苍凉遒劲，曾国藩三十岁前后之所思所感，于此一显。第一首追悔少年之狂态，然不有昔时之野，何有今日之从？“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正是日记“过隙影”所为而作。第二首香草美人，望道未见，有屈骚之情。“我昔觌美人，对面如蓬岛”，正合《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之憧憬。夜夜视苍昊者，或能成此洁净之象。第三首回到现实，言世若有大材，自己亦必有小版之功用，然斯人何在？”嗟余不足役，岂谓世无人“，包含着对时代、对社会、对自己很深的感慨。观诗之遣词用字，可知曾国藩于《诗经》、《楚辞》、汉魏古诗、杜甫所受的影响，亦隐含着他以后选《十八家诗抄》（1852）时的去取标准。



曾国藩得遇唐鉴之学后，即定省身日课：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在京日记，1842），录之如下：
一、敬（整齐严肃，无事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议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即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此十二条曾国藩守之终身，亦可见他对人生的初步认识。切问近思以实践之，正为理学之要。然而远观全国形势，1839年至1842年间，中国正经历着鸦片战争的大动荡，此为清代历史的大转折，也为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之一。如考察中西长期以来各种情形之消长变化，发生此次冲突，势所必然。清王朝的长期积衰，使战争历程呈现为一系列趋败的偶然之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这对中国各阶层之人均不啻一个巨大的刺激。三月后，曾国藩戒烟。十月日记：
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戒烟标志着曾国藩1839年至1842年转变期之成。一个人能成为自胜者，始可化有力而为强。
观曾国藩此期内之所思所言，完全受到唐鉴思想强烈影响。唐鉴自言生平最喜读《易》，考其早年曾著《读易反身录》，入京后又与《学案小识》同著《易牖》，盖主程传之义理者，曾国藩亦步趋之。曾国藩认识唐鉴，即开始读《易》。壬寅（1842）十月，又读《周易折中》（康熙命李光地于1715年修成），或一日之卦，或数日一卦。然曾国藩于此，一时实无所得，观其日记，“读某卦不入”，“读某卦无所得”之言，屡屡见之。偶尔或窥见一鳞半爪，亦于日记见之，录数则如下：
《易》大壮卦《彖》、《大象》，正与养气章通。（壬寅）
咸恒损益四卦，可合之得虚心实心之法。（壬寅）
巽乎水而上水，颇悟养生家言。（壬寅）
语虽浅露，却为其心得语。将自己所思之理，所见之事出入于《易》书，此自为读《易》之门。于古今易著，每每可见著者之时代与本人之心量，有不可掩者。此年之后，曾国藩于观生、议史、论文之中，亦往往发其读《易》心得，语多不能尽举。绵延至辛亥（1851）前后已有十年，七月日记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语虽简，且未必能得易旨，然曾国藩于反身体验得来，自有其价值。寥寥数语，已尝试贯通各卦，由乾坤经损益而至颐鼎，归诸身心两端。此由天地而人，渐具纲领，有一定程度之整体思想。曾氏读书十年，思想有进，方能发为此见。唐鉴于道光丙午（1846）致仕还乡，曾国藩此语出于自得，可作为十年之一小结。曾国藩后以八境发展桐城派阳刚阴柔之说，其因当出于此。
十年之间，曾国藩之官职亦屡经升迁。由翰林之官七迁而至侍郎，逐步接近政府之枢要地位。至道光末年，六部侍郎先后任其五，阅历大长。其间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四川正考官，二十五年（1845）任乙已科会试第二十八房同考官，二十七年（1847）充武会试正总裁，又派殿试读卷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又充庚戌科会试覆试阅卷大臣。数年之间，先后参与主持南北地方和中央之考试，使他对当时四方文武人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又道光二十五年起充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之春，例陪同道光帝入阁览《四库全书》，由是得见皇家图书之富，这对他以后编撰《经史百家杂抄》，有直接之影响。
辛亥（1851）七月日记又云：
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撰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
胸有成竹，曾国藩对整体有所了解了。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帝崩。子继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三月，曾国藩以侍郎上应诏陈言疏，亟提倡讲求人才，同时应诏陈言者有大理寺卿倭仁，所言亦为同一内容（参看《清史稿•倭仁传》），可见当年从学唐鉴者共同之思想倾向。咸丰元年（1851）四月，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婉谏新帝之病。曾国藩在十年之中，于时位皆不宜言，至此始对国政有所发表。摘录前疏如下：
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进。臣愚以为欲令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令从事于学术，又必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
疏又言：
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成就之。
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之句，今于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曾国藩又提出此类呼吁，均出于敏感时代者对清王朝衰败气象所怀的忧虑。曾国藩执泥于封建纲常，一生忠于清室一姓之统治，虽为其生活道路所决定，亦其自限，此固不足论。疏中于学术不相应乾嘉而相应于康熙，实有察于康乾以来学术国运的变化而发。期望新皇有重振气象，自是幻想，宜数次上疏，下部议，均格不行。疏虽未能实施，却可见曾国藩本人重视人才的倾向。以后曾国藩幕府集一时之政治、军事、文学、科技人才，原非偶然。



其时太平天国革命经洪杨诸领袖之长期酝酿，终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爆发（1851年1月），清廷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林力不支而卒于途。太平天国未能为清廷制于广西绝地之中，遂于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8月）突入湖南，攻长沙遇阻未下，年底克武汉三镇，势成，号百万。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2月）克南京，继之北伐、西征，清廷大震。太平军入湖南之时，咸丰二年七月，曾国藩闻母丧抵家。年底，奉清廷命以在籍侍郎身分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事务，闻武昌失守，乃决意出，是为湘军之始。曾国藩遂踵天国之后而攻之。由于种种原因，太平天国的北伐昙花一现，于是长江中下游湘军与太平天国之相持史，也就成为清廷与太平天国相持史的主干。曾国藩由是被推上历史舞台。
考洪秀全（1814年生）比曾国藩（1811年生）晚生仅三年，同一时代背景，既影响曾国藩，也影响洪秀全。两人虽然最终选择对立的生活态度，其经历却有相当程度的平行性。清自乾嘉以来潜移默化所积累的矛盾早已到了不能不爆发的程度，而国际形势的变化更成为爆发有力的促因。其他且不论，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已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三亿多，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多引起相对生存空间的缩小，许多人离乡出走，自然成为不安的潜在因素。小规模起义此起彼伏地爆发，乱几已萌，无可挽者。洪秀全和曾国藩差不多在相同时期完成自己的思想转变。道光十六年（1836），洪秀全去广州赴试落第，得梁发所著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此年复考试落第，回家大病，病中见天堂上帝等宗教幻象，此为洪秀全造反思想的直接前因。而也就是着这一年（1836）曾国藩二十六岁，入京会试落第，贫寒交迫，贷金回乡，过金陵见廿三史，倾囊购以归。史显历代治乱之鉴，非举业所必需，曾国藩少年意气的一时豪举，恰可说明其思想趋向。二年后（1838）曾国藩会试中式，乃更原名子城为国藩，其政治态度已不可能变更。曾国藩读史，成为他从唐鉴读书，融经济入义理，找到他第一阶段思想归宿的直接前因。于思想而论，这是植根于中国本土、当时已封建性很强的理学与以西方势力渗入为大背景的基督教思想的对立。而鸦片战争是中西第一次大激荡。其时曾国藩为翰林院小官，对国事无可言，乃反身而有戒烟之成（1842）。洪秀全于1836年归后，次年即梦游天国，此时可以说已树立造反思想，但是作出行动上的最后抉择，却远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之败，虽已使清政府的空虚暴露无遗，但是洪秀全尚于1843年最后一次赴试落第，六月即回家乡花县建立拜上帝会，十年后，终于入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
考曾国藩踏上历史舞台之始，亦为其正式踏上文坛之始。壬子正月（咸丰元年十二月，1852年2月）曾国藩选录古今体诗十八家，又选录古文词百篇，以见体要，这是他十余年来从事诗文的成果。十八家为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元晖、李太白、杜工部、韩昌黎、白香山、苏东坡、黄山谷、王右丞、孟襄阳、李义山、杜牧之、陆放翁、元遗山，都古今体诗六千五百九十九首，二十八卷，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选熬。曾国藩与宋诗派主将何绍基（1799——1873）是密友，此选或受其影响。而曾国藩其时之文论，有以见其自信。辛亥（1851）七月日记：
为文全在气盛。
同月日记又云：
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垛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矣，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
论文全以阳刚为主，亦可喻曾国藩此时之心境。
前已论太平天国是清王朝长期酝酿的各种矛盾所找到的总爆发形式。太平天国之利用基督教起义，本为其自取所需，和当时与佛教有关的白莲教、与道教有关的天地会起义没有根本差别，甚而言之，和历代利用宗教的起义没有区别。但是太平天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宗教，涉及的是明末以来西学东渐的大背景，这就显出它与其他起义迥然不同的时代特色。洪秀全于拜上帝会成立之后，于1847年只身再次入广州，去教士罗孝全处研究几个月《圣经》，说明他确实有着进一步的理论需求。但是，洪秀全接触正统的基督教义，与其说在那里找到更多的相应，不如说找到更多的不相应。从外来输入的神学思想中找到动摇中国现有王权的根据，这是洪秀全于基督教最主要之所得，其官制、历法及理论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中国根源远深于外来影响。天国势力的大增，也并非由于信仰拜上帝的人增多，而是得到明亡以来一直潜存于民间的反满势力之相助。尽管如此，太平天国仍然是一种性质崭新的起义，外来影响和中国固有矛盾的两方面的合流，这是中国近代史许多事件的主要根源。太平天国革命源于受到外来影响最大的广东，兴于南明政权覆灭时最后基地之一的广西，二种对立于清王朝力量的合流，本身就说明了历史的选择。天国势盛，实非偶然。
1853年太平军攻破南京后，军力鼎盛，虽未必能乘此形势捣灭清廷，至少歼灭曾国藩当时尚属微弱的湘军，获军事上成功以肃清长江流域，并非甚难。曾国藩于1854年二月练湘军成出师，四月即遭水师靖港之败，八月又遭岳州之败，1855年十月有湖口之败，次年二月又有九江之败。1856年三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江西全面胜利，曾国藩坐困南昌，天国势盛之极。然而其年六月洪杨内讧，九月天京大屠杀，十二月武昌失守，天国即此越过巅峰状态。这是太平天国史的第一个关键，天国之败，实自败之。



曾国藩以儒臣将兵，处此艰危，颇有得力于十年读书处。惟此理尚须验于事，危疑震撼之际，往往一遇于心。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故，回家守制，次年六月（1858）复出。曾国藩于紧张战争之际，得一段稍稍沉静的时间，自可对数年来所历之境作一反思，宜其再出之后，于用兵、接人都有所变化。曾国藩于军中，对早岁从事的义理、词章之学，从未完全放弃。己未（1859）日记：
余在军中，颇以诗文废正务，复当切戒。
惟其如此，曾国藩方能同时为一个文化人物。观其日记与信札，于论学论文之语，多不胜举。二者之进境，全凝结于《圣哲画像记》（1859）和《经史百家杂钞》（1860）之中。时曾国藩年届五十，二书一哲一文，互为表里，不啻为曾国藩对自己二十年历程所作的总结。《圣哲画像记》首云：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象，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嗣后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三十二人者，为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诸葛亮、范仲淹、陆贽、司马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这是一个大规模的人物长廊。三十二人始于文、周、孔、孟而殿之以姚鼐、王念孙，于文中且云“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可以说给姚鼐以极高的地位。以姚鼐、王念孙并提，又见其有综合汉宋之志。文末复分判云：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许郑于姚王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日，其庸有当乎。
观此可见曾国藩五十岁时对天下学问的分判，试归纳如下：
观此与二十年前唐鉴所授之学，虽大得多，亦厚实得多，于范围却完全相应。此固见唐鉴当年为曾国藩分剖天下学问犁然有当，且已涉及今之文史哲各科，自有不可夺者在，亦见曾国藩竟为其师之学所囿，而二十年不能出范围一步。且其孜孜所掘之泉，果何如哉。虽然，曾国藩读书二十年，将泛滥无归的《四库全书》，据其对时代的认识，约之为三十二人，已得易简之旨，由博返约，亦为古今学者必达之境。且以四科判天下学问，以三十二人历阶而上，步步踏实，由当代之姚鼐、王念孙上至文王演《易》，于时间历程亦有切实的认识。合二程为一，于数取三十二，以合《易经》六十四卦之半，或非偶然。以此准诸三十岁时所记唐鉴之言，其虚者皆以实之，可见曾国藩二十年之功。文王演《易》，在汉以后早已成为儒者之信仰，无人敢于置疑。曾国藩以此作为文化的开端，不能上出，此时代之局限，非曾国藩一人之咎。分类以孔子之政事、德行、言语、文学四科，合诸姚鼐之义理、辞章、考据，以此绾合古今两端，恰有以见其对桐城派之重视。必以政事兼德行者，尊德行也。曾国藩之学，三十岁时即归宗于义理即德行。而德行一科，曾国藩与宋五子的地位并不相当，诸葛亮、陆贽皆以儒者将军，曾国藩取此归入德行，适足以自喻且自励。言“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于二人之处境体贴入微，若非亲身感受，何能语此。于辞章、考据二门，不归姚鼐入辞章而入考据，甚而以为与许郑相近，亦见曾国藩不欲以辞章自居的心情。四科以政事（即经济）归入德行而合为义理，以辞章移至考据，又以圣、才各四人不可以一方体论而超乎四科之上，恰有以见曾国藩贯通各科的志向。有此自信，方可为《经史百家杂钞》。
咸丰十年（1860）二月，选《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八卷成，序例云：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辞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技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余无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辞赋之下编。曰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湘乡曾国藩记。
曾国藩习古文在二十五年前，试选古文在十年前，然必待《圣哲画像记》出，始完成思想之准备而成《经史百家杂钞》。此选直承姚鼐之《古文辞类纂》而予以补充、纠正、扩大，由是而造成近代文学史之“桐城中兴”。观其分类体例与姚鼐之选大体不甚相远，其变动在思想内容上，所除一类、所增二类，皆与内容有关。村塾古文，当指《古文观止》（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观《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二书，由书名亦可见姚选终以文为主， 曾选则由文（集部）而上溯至经、史、子，以通源流演变。这是曾国藩对桐城派所作的重大发展之一，反映了他从理学观点出发，为文求质的努力。《杂钞》于论著类始于《尚书•洪范》，词赋类始于《诗•七月》，序跋类始于《易•乾坤文言》，均有以反映曾国藩当时所能见到的最高文化史上限。
论曾国藩之学，仍须考其所处之环境。太平天国于1856年内讧之后，已越过其最高峰。石达开于1857年出走，前期领袖东、南、西、北、翼王无一留存。然天国尚得骁将陈玉成、李秀成之力，竭力挽救危亡，1859年洪仁玕到京，更有重振之势，曾国藩军事生涯屡经风浪。曾国藩与前期之石达开，后期之陈玉成、李秀成彼此视为劲敌，亦屡见记载。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父丧，八年再出，湘军健将李续宾、弟曾国华即于三河被歼，数经挫败，于十一年（1861）三月又遭祁门之危。然而此年二-五月太平天国进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的第二次西征失败，八月（1861年9月）安庆失守，次年陈玉成就义。安庆一失，曾国藩得以萃力于长江下游，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事遂不可为 。而清廷方面，同年（1861）七月咸丰帝病死，朝中随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八大臣被杀，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月同治帝登极，即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令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京中政局虽变，对曾国藩之支持却未受影响。且于浙江军务得左宗棠之辅，江苏军务得李鸿章之辅，二人之出皆由曾国藩之推荐，兵力因是云集 。同治元年（1862）正月，清廷又命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就在攻下安庆，天国大势已去，清廷宠遇极隆，事将可功将成之际，曾国藩之思想又发生一次大变，完全溢出《圣哲画像记》之外。辛酉（1861）十月言：
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几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壬戍（1862）四月日记言：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衿，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除矣。



曾国藩处盈极而有此自损，非可以儒道互补之陈言可论，而实为时空观念之急剧扩大。知天地人之三无穷，方可语小知、大知之辨。虽然，国藩之学，似尚未能进乎此。曾国藩有此思想超越，远因可溯及1857年父丧守制，甚至可溯其源至1840年之转变，而近因实和《圣哲画像记》互为首尾。无《圣哲画像记》之总结，不可能有此超越，而外在环境实有以促进之。考曾国藩一生所处之环境，不得不处于三大关系之中，一与清廷的关系，一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一与外国的关系，三环连锁。首先，曾国藩一生站在清廷的立场，他对太平天国作战亦得到清廷的全力支持，而对太平天国即将胜利之际，也就是清廷对曾国藩支持达到最高点之际。而一旦太平天国消灭，其时曾国藩将何以自处，曾国藩精熟于史鉴，对此不可能没有清醒的意识，而1862年正面临着当下抉择之机。事实上，从攻下安庆之日起，曾国藩与清廷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之中。对此问题的紧张思考，当为直接促因之一。其次，太平天国之灭，国内之满汉民族矛盾可能暂时潜伏，而中西民族矛盾则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更深忧患。1858——1860其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逃奔热河，卒死于外，西人的实力和对中国生存所具的威胁已充分显露，再也不可能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看成偶然。
曾国藩于1859年成《圣哲画像记》，1860年成《经史百家杂钞》，而其年十月，英法联军即攻入北京，圆明园所藏之历代国宝付之一炬，此事实明显指出天下学问有远出于二书之外者，于曾国藩不啻又一次震动。此为直接促因之二。有此直接促因，始能超出《圣哲画像记》而完成时空的扩大，其具体表现就是《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印行，标志着曾国藩对中西文化的新认识。曾国藩此次时空扩大，仍归宗于《易》，而闪烁接近理学之核心。壬戌（1862）十月日记：
阅王而农所著《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所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认。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然泊然为宗，庶几近道乎。
曾国藩于五十之年，于尽性知命之年，能得出如上之解，此其为学之大进境，对中国文化认识深了一层。《易•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至命”之理极深，而“知命”亦重重无尽。按《论语》首章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末章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自然体现了《论语》编纂者对孔子学说实际指向的认识。不有时空观念之扩大，何能知此旨之万一。曾国藩所读当为《正蒙》之《三十篇》 ，读此当起二十年之感触。“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已涉及为学火候之旨，能浓而不能淡，此常为贤者之过。国藩有此认识，方可于1864年攻克天京时，立即着手解散湘军，而于《船山遗书》与《几何原本》之刻行，则尽力助成之。且国藩于攻灭天京后，一生所处理最后二件事为攻捻和天津教案，二事均未见成功，朝中谤议丛起，国藩亦置之不辨，若非心中有主，何能自安。（未完待续）
注释
洪仁玕1861年致李秀成信：“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即中折，其尾虽生不久。”可见天国领袖对安庆地位之认识。见《洪仁玕自述》。




咸丰十年四月，左宗棠入幕，不久自立一军。十一年，曾国藩奏请帮办军务。杭州失守后，保援浙。
咸丰九年，李鸿章于景德镇入曾国藩幕。十年设淮阳水师，命李统之。十一年十一月，奏请予以封疆重任，为淮军之始。同治元年，援上海。
《正蒙•三十篇》：“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曰知。”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201页。
《王船山先生遗书》三百二十二卷，同治初元（1862）谋重刻，同治四年（1866）于金陵刻竣。曾国藩为序云：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义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源，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而进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蔽，故其书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探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为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曾国藩刻此《船山遗书》，非仅为表彰这位当时仍“其名寂寂，其学亦不显于世”之湘学前辈，实有其难言之心。此序须考已言和未言，方能得其旨。国藩于《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之外，更抉出船山一人，实已重探清学之根，而直接上出至宋（以《正蒙注》应之）至汉（以《礼记注》应之）至孔孟，而综之以“幽以究民物之同源，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二言，恍然已合内外而接近儒家仁礼思想的核心。此视《圣哲画像记》于三十二人平均使用力量，节节而上之，运动速度已有不同，实已具不同之时间认识。唯时间之尺度放大，则对某一时间段内事物之认识亦必相应简化，此自然之理。船山之学，孤往横绝，视之为结束宋明理学，亦无不可。曾国藩视船山为明清之际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由此而直接上出汉宋孔孟，宜其于汉宋调停之说，已置不论，且于顾亭林、李二曲亦微有不足之言。病老庄之鄙弃礼教而不言其贼仁，病杨墨之贼仁而不言其鄙弃礼教，亦可玩味，与辛酉十月日记“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几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恰可相映，序与日记，有文体之不同，明确可见。曾国藩早年喜《正蒙》之文，由文而哲，于五十之年读船山注而恍然于尽性知命之旨。然则国藩一生喜好庄生之文，却终身未能祈免“羿之中彀”，未知尚能读船山之《庄子通》否。由船山上出至孔子而止，与《圣哲画像记》始于周文王，于时间上限的认识仍无丝毫变更，此虽为清代学风的通病，亦见曾国藩毕竟未能自解束缚，其一生服务于清廷，亦于此有关。经学思想，重重包裹，重重积淀，自汉至清，与整个封建王朝相终始，不知为多少人之思想划定了不可逾越之上限。曾国藩亦为此中一例。然而在当时，于 三十二人之外相应于船山，实为曾国藩之特识。序又记述刻书之缘起，略云：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
按道光十九年，即本文开始时所述之1839年己亥，是年曾国藩于家乡出游，所游恰为永、郴、衡、邵一带船山当年活动地区，为第一次思想转变之始。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西征势盛，而此年正月曾氏建成湘军。同治初元（1862）已下安庆，正值第二次思想转变。而成书于同治四年，太平天国天京被攻克，满清王朝重获暂时安定。则此书之兴废，已为曾国藩一生活动之缩影。曾国藩一生执泥于封建纲常，然而于攻下安庆后，与清廷之关系微妙，此难言之心事，不得不隐忍于言外寄托之。其必于镇压太平天国后印此书，当非偶然。船山强烈的民族思想，于清末反满革命曾起大影响，此结果虽未必为曾国藩所料，仍为《船山遗书》的作用之一。



与重新刊刻《船山遗书》同时，其思想内容与《船山遗书》相表里，而意义或更上之者，是补足明末徐光启未译全的《几何原本》而重为刊刻。其序由子曾纪泽代作，存《曾纪泽遗集•文集》卷一之中。“《几何原本》序代家大人作”：
《几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玛窦氏，同时李凉庵汇入《天学初函》。而《圜容较义》、《测量法义》诸书，其引几何颇有出六卷外者，学者因以不见全书为憾。咸丰间，海宁李壬叔始与西士伟烈亚力续译其后九卷，复为之订其舛误，此书遂为完帙。松江韩禄卿尝刻之，印行无几而板毁于寇。壬叔从余安庆军中，以是书示余曰：“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会余移驻金陵，因属壬叔取后九卷重校付刊，继思无前六卷，则初学无由得其蹊径。而乱后书籍荡泯，《天学初函》世亦稀觏，近时广东海山仙馆刻本，纰谬实多，不足贵重，因并取前六卷属校刊之。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视为绝学者，无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数出于象，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虽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创而设之，若合符契。至于探赜索隐，推广古法之所未备，则益远而无穷也。《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点、线、面、体者，象也。点相引而成线，线相遇而成面，面相叠而成体，而线与线、面与面、体与体，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数有和，有较，有有等，有无等，有有比例，有无比例。洞悉乎点、线、面、体，而御之加、减、乘、除，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然则《九章》可废乎？非也。学者通乎声音训诂之端，而后古书之奥衍者可读也；明乎点、线、面、体之理，而后数之繁难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致其知于此，而验其用于彼，其如肆力小学而收效于群籍者欤？
序记载刻印始末甚详，可见曾国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徐文定公即徐光启（1562-1633），其卒之年船山（1619-1692）已十四岁，为同一时代中涉及中西文化的两大学者。李壬叔即李善兰（1810-1882），数学家，曾国藩在科学方面的主要幕僚之一，李氏之算学，世谓梅文鼎（1633-1721）后一人，曾国藩筹建安庆兵工厂及江南制造局，善兰皆主其事。文中“予”指曾国藩，曾纪泽代父作，故有此语气。《传》指《左传》，引语出僖公十五年，为较早论及象数的中华文献之一，将象数和客观事物对照以观，能得数学语言之旨。
序末录曾国藩的两段批语：
先太傅批云：“文气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
“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数语尽算学之用。西洋线法推行，至于抛物线以穷其变。惟明乎数之理，故能取给于心而用不穷，以是为澈乎《九章》立法之源，故是笃论。嵩焘拜识。”观象通理，立法求数，今犹云由万事万物之具体上升至抽象模式，此方为数学之大用。曾国藩于《船山遗书》会尽性知命之旨，或知“穷理”于《几何原本》乎？点、线、面、体，于维数当三维，其理于西方由欧几里德（前330-前257）至牛顿（1642-1727）二千年未变，而效用至工业革命大显，十九世纪西方力量强盛入侵东方，此为科学根源之一。而曾国藩复译此书时，西方在不多年前陆续有些科学家破除此书之局限而另开新路，所谓非欧几何（罗巴切夫斯基，1829年；波利埃，1832年；黎曼，1854年），已在为爱因斯坦革命作准备，中国竟慢了一步。故徐光启时译《几何原本》和曾国藩时译《几何原本》这部欧氏几何代表作，差别甚大。明末以来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其间经康乾之际的一蹉跌，竟未可忽视。当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时，则有利玛窦翻译乾坤二卦为拉丁文，为西人接触中华易学之始（利玛窦万历十年来华，1582）。康熙帝热心西学，其时西行之易图，尚能和莱布尼兹相应（康熙四十二年当1703，莱布尼兹发表二进制论文）。观序中言点线面体之理，却须引声音训诂之端以自重，可见清乾嘉以后学术风气之一斑。欲以《几何原本》澈乎《九章》立法之源，涉及到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究为如何，此诚为难显之情。点线面体或能“括一切有形”，然而明乎三维之理，即能“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仍然是一个问题。中国当时处于西洋势力迫入的大背景之下，自然来不及考虑这些问题。然曾国藩注意及西洋科学文化，则已与当年共同从学唐鉴的一些理学家如倭仁等判然有别。 此大背景势力至为强大，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都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林则徐、洪秀全是这样，曾国藩也不能不这样。林则徐注意西方的政治，洪秀全注意西方的宗教，曾国藩注意西方的科学，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相异的步伐却秩然显其相继性，亦为此大背景所迫。《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之印行，二书皆出《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之外，主成此二事，为曾国藩在时代促动下于文化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其事在当时未必无阻，观曾国藩的一些言论或行动往往须藉弟曾国荃和子曾纪泽发之，或可见当时若干隐情。
《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二书校刻先后同时，受《几何原本》影响，曾国藩于《船山遗书》亦反复注意其象数内容。辛酉七月（1861年9月）日记：
拟校阅船山《周易内传》，王氏说理之书，每失之艰深而不能显豁，与《正蒙注》相同。
这是拟刻《船山遗书》初的日记，此月攻下安庆。《周易内传》为船山晚年总结本人思想的核心著作之一，所言涉及数理内容。曾国藩叹其艰深，已倾注了最大的注意。《船山遗书》刻成后，于丙寅（1866）六月日记又言：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以余观之，亦艰深而不能显豁，其《参两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尤多障碍。
对《船山遗书》中理数内容的注意，可云贯穿首尾。国藩于《船山遗书》之这一部分，尤多障碍，亦可见中国文化这一部分于曾国藩之时早已晦湮，《四库总目提要》之编者自不能辞其咎。曾国藩于学盖有志于更深入者，曾自言于天文算学毫无所知为生平一耻， 于此却步步生障碍，亦见乾嘉以来所流行的思想于中国文化毕竟功不掩过。
和1861-1862年之间的思想变化相应，曾国藩在此前后的文学思想亦有发展。《圣哲画像记》取姚鼐之义理、辞章、考据分判所择之三十二人，复取姚鼐论文章之道所分之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分判所择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以此上通下达，形成他对文学史的总体认识：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系辞》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自然界而返观人类社会之性情，由天地之气把握阴阳，方可通文章莫可穷诘之变，此认识为《经史百家杂钞》之思想准备。次年（庚申三月）日记又云：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之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版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版类虽吞吐，而论著类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此意推之。
此以阳刚阴柔分判文体，与前以阳刚阴柔通古今之变，二者一纵一横，构成此年编成的《经史百家杂钞》之内在坐标。宜喷薄者六类、宜吞吐者五类之分，虽有可取，然文类实未可坚执限定，而阴阳更宜变化以观。曾国藩亦感此说之不尽，故补充分析，而格之处，终未能尽化。
同年日记又言：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澹、远、茹、雅。近于茹字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澹字改为和字。（庚申）
雄直怪丽属阳刚之美，淡远茹雅属阴柔之美，此以阴阳判文境，与前之以阴阳判文类，实属不同的思路。于“茹”字更有所得，亦可喻曾国藩在1860年前后之特殊心境，此心境可云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主澹主和，亦可见1861-1862年思想转变之机。
数年之间，曾国藩身经攻克安庆、攻克金陵，印行《船山遗书》、《几何原本》等大事，思想亦急剧变化，然此一文学问题，一直盘旋于脑际，于日记信札屡屡见之，八字亦数经更动。甲子（1864）十二日日记云：
梦见姚姬传先生，颀长清癯，而生趣盎然。
曾国藩于文学，实心之所好，此亦精思形于梦寐之例。辛酉（1866）正月，一夜终得之，乃顺畅写出八种文境。日记云：
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之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付斯志。是夜将此八字言者，各做十六字以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雄。 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 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 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 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 众义辏辏，吞多吐少。幽独茹含，不求共晓。
远。 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 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鉴。
适。 心境两间，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曾国藩早年思考此八种文境，即以编成《经史百家杂钞》算起，亦已六年。化姚鼐所分之阳刚阴柔为八，犹化两仪为八卦云。继《古文辞类纂》而成《经史百家杂钞》，继阳刚阴柔而成八种文境，为曾国藩一生对桐城派古文所作的两大贡献。于六年中数更之而终改“澹”为“洁”，改“雅”为“适”，更见其精，阳刚四境无所更而阴柔动其二，亦见其思考的重点。赞中“九天俯视，下界聚蚊”，“无营无待，得大自在”之类语句，跟1861-1862年前后之思想变化有关。分阴分阳，迭用柔刚，知文境之可互变，可稍救昔时固执文类之失。


曾国藩


与印行《几何原本》相应，同治二年（1863）有人介绍容闳（1828-1912）于曾国藩，国藩遂令其赴美购买机器，图建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容闳携机器归国，明年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成立江南制造厂，幕僚徐寿（1818-1884） 在金陵造小火轮，中国近代造船业自此始。又于局中设翻译局，注意西洋文化。同治七年（1868）调直隶总督，曾国藩由是再次入北。九年（1870），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西人汹汹，民情愤愤，内外之变，随时可激，此于一生以维护清王朝秩序为己任的曾国藩来说，委实棘手之至。次年正月，曾国藩左目失明，四月，又患眩晕。八月，复调任两江总督回南。同治十年（1871）七月，与李鸿章会奏派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选带聪颖弟子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这是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亦为曾国藩一生所作最后一事。曾国藩晚年谈诗，常喜邵康节（1011-1077）《伊川击壤集》的豁达冲淡。此年（1871）又选古诗得闲适意者，为陶渊明、杜甫、韦应物、白居易、苏东坡、陆游六家诗钞，亦未克成书。此六人与《圣哲画象记》（1859）的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是曾国藩一生在《十八家诗钞》（1852）内所作的两次再选择，亦见其学十年一变在文学上留下的刻痕。三次选择均以杜甫为核心，可见其倾向。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末，病肝风，右足麻木。二月初四午后，至署西花园散步，子纪泽从，忽呼足麻，扶掖至厅堂，端坐而逝。终年六十二岁。曾国藩一生孜孜从学，此志至老未辍，辛未（1871）十二月日记：
将《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为条例，别而录之，庶几取象于天文地理 、取象于身于物者，一目了然。少壮不学，老年始为此蹇浅之举，亦何陋也。
同月日记：
阅《宋元学案》中《百源学案》，于邵子言数之训，一无所解，愧憾之至。
此日记作于临终前不久，一言象，一言数，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他隐约感觉到了中国文化中更深入的内容。


（《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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