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理工大学

标题: 易彬：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 ——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 [打印本页]

作者: Jesonlin 时间: 2017-5-27 11:40
标题: 易彬：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 ——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
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
——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

易彬
（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刊载时因篇幅所限，有所删节。）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家全集或文集、成型的文献资料已大量出现，重要作家研究、文学史研究诸层面的文献资料积累工作已经颇具规模。但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远未成型，大量的重要文献资料仍处于零散状态，因为文献资料的拘囿而造成文学人物——特别是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认识偏差的情形并不在少数。彭燕郊（1920-2008）即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

彭燕郊首先是一位诗人。1939年，年仅19岁的彭燕郊得到了素未谋面的胡风的特别看重，其诗四首，《冬日》、《雪天》、《夜歌》、《怀厦门》总题为《战斗的江南季节（诗集）》，刊载于胡风主编的《七月》第4集第3期的头条位置。胡风在类似于编辑手记的《这一期》中特别强调了年轻的彭燕郊正处于诗情勃发的阶段——“一年来‘发了狂样的’写了近二百首诗，但被发表出来这似乎是第一次。”彭燕郊在写作初期与胡风的这一相遇对其文学旨趣、特别是人生道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它规约了彭燕郊作为“胡风学生”这一基本形象——当然，细分之下，还是可包括两个基本向度：其一是“七月派”诗人或“七月派”作家群成员，其二，“胡风分子”。现代文学史或思想史关于彭燕郊的讨论即主要着眼于这两个方面。这种认知及具体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在现代文学的总体语境之中展开的，这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并不能直接移换到对于“当代彭燕郊”的认识。要言之，偏执于“七月派”诗人的身份，晚年彭燕郊艺术创新的冲动与实践往往容易被忽视。而过于强调“胡风”这一精神线索，则往往容易忽视彭燕郊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身份与贡献。如何化解此一难题呢？目前比较合适的途径是彭燕郊与友人间的大量书信，其中少量已面世，能为读者所阅知。更多的则还只是未经整理的手稿。因为时代、政治、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原因，存留下来的绝大部分都是新时期以来的书信，更为完整的彭燕郊书信史看起来已难以建构，但其中所包含的海量信息，对于认识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与社会无疑是大有助益的，而彭燕郊本人在此一历史进程之中的文化身份、抉择与贡献无疑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厘清。

一

彭燕郊与友人间的书信，目前仅有少量被披露出来，其中以胡风为中心的居多，与路翎、胡风、聂绀弩等人的书信较早即已随这些人的作品集披露。新近出版的则有《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1]而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彭燕郊与原七月派作家或胡风分子之间存有书信往来的，还包括绿原、舒芜、贾植芳、何满子、曾卓、罗飞、罗洛、牛汉、冀汸、朱健、耿庸、孙钿、张禹、木斧等十数位。

这些书信材料显然有助于人们对于彭燕郊作为胡风学生这一文化身份的认识。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自然是《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该书所录为1982年之后彭燕郊与梅志（1914-2004）之间长达20余年的通信，另有几封彭燕郊与胡风及其女儿张晓风的信，共计117封。话题自然是多关乎“胡风”，它们出自饱受磨难的历史当事人之手，有着特殊的文献价值，能为认识“胡风”及相关事件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彭燕郊作为胡风学生的身份在此确是有着非常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在《回忆胡风先生》[2]一类回忆录中，彭燕郊比较偏重于史实的叙述的话，那么，在与梅志的私人通信中，彭燕郊时时流露着对于胡风的尊敬、景仰之情，这在1985年6月胡风逝世之后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书信中也还可以看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梅志与包括彭燕郊在内的众多胡风学生之间处于一种相互激励的状态，为胡风作传、讲述胡风及其影响的故事是他们自己不容推却的历史使命。彭燕郊在信中即多次表达一种严肃而急切的意念，诸如“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要做的事很多，且须加紧做”，“那是历史给你的任务”，要满足“读者需要”，要“对历史负责”，“先不急于写自己，而应该把胡先生写好……我们应该先把《回忆胡风》写、编、印出来，这是当务之急。”彭燕郊也多次谈及“胡风传”、“聂绀弩传”的写作计划和具体提纲（在当时胡风圈内的人士看来，彭燕郊是“聂绀弩传”的合适人选），彭燕郊本人对于此类文章的写作显然有着更大的抱负——试图从“历史的高度”来书写：

胡先生的一生我以为是一部活的文艺运动史，在他身上呈现的是一个现代世界文学史上只有革命初期的苏联才差可比拟的重大问题或重大现象，即在共产党（作为现实的政治实体）的强大影响或强有力控制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运动应该由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说实在的，不是这几年，也不是“胡案”发生前后几年，四十年代初期，特别是中期，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不但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有，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是个大问题，我只能是想想而已，非我的学力所能深入研讨的。但我以为如离开了这个宏观视点，就写不出胡先生悲壮的一生（同样也涉及到鲁迅先生的一生）。我之所以不敢轻易写，原因就在这里。[3]

彭燕郊对于胡风情感的浓度或真诚度显然是非亲历者所能比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角度来看，彭燕郊关于胡风及聂绀弩的诸多宏大的写作构想仅仅实现了一小部分。重要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回忆胡风先生》外，仅有《他心灵深处有一颗神圣的燧石——悼念胡风老师》、《千古文章未尽才——聂绀弩的旧体诗》、以及作为“遗作”发表的长文《我所知道聂绀弩的晚年》等。实际上，《回忆胡风先生》这篇长文仍然只能说是未完成之作，所记仅止于胡风桂林时期的活动。稍后讨论将揭示，这种“未完成性”，肇因于历史的要求与个人的实际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二

略略浏览彭燕郊所存书信，与胡风有关的人士的通信其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数量更大的是与包括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民间文艺界、研究界等在内的各种文艺界人士间的通信，如卞之琳、端木蕻良、骆宾基、徐迟、罗念生、罗大冈、沈宝基、魏荒弩、袁可嘉、王佐良、叶汝琏、王道乾、曹辛之、陈敬容、郑敏、唐湜、罗寄一、石天河、蔡其矫、公刘、邵燕祥、顾蕴璞、葛雷、赵毅衡、郑玲、姚锡佩、林贤治、刘湛秋、唐晓渡、赵振开、马高明、黎维新、杨德豫、唐荫荪、邱晓崧、贺祥麟、吕剑、邹绛、田仲济、陈子善、李辉、杨益群、陈思和与刘志荣、李振声、周良沛、刘扬烈、钟敬文与陈秋子夫妇、王文宝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林海音、李魁贤、莫渝、刘以鬯、罗孚、陈实、马文通等。此外，与家人、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的通信量也是很大的。其中，与叶汝琏、葛雷、郭洋生、郑玲、莫渝、马文通等人的通信量都非常大，与陈实、陈耀球的通信更是足可编成两大卷往来书信集（这两者日前都在整理当中）。

问题由此而来：何以偏居长沙的彭燕郊与众多文艺界人士会有如此广泛的通信呢？1984年11月9日，彭燕郊给梅志的一封信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我仍在忙一些别人不会去忙的事，我在想办一个译诗丛刊，不像绿原搞的那个，是专门介绍现代、特别是当代的外国诗的，名叫《世界诗坛》。这个丛刊，可以与原兄的《外国诗》[4]相辅而行。本来，拟自己筹资办，已有点眉目，现在，有个出版社愿意出了，可算是好消息……
另外，还想编一套外国文学丛书，专收“格调高”的、同时读者也欢迎的作品，主要是诗、散文、中篇小说。
也想搞个《世界散文》，专门介绍外国古典、近代和现代、当代散文。
我的设想中还有一套《诗学译林》，系统地、全面地介绍希腊、罗马至今的诗论，包括各大诗人和大流派的诗论、诗见。
另外，还想搞个大型理论丛刊《诗学》，每期四五十万字（这样才可以容纳二万字上下的论文），不定期，或许每年出一两期。
还想出一套《中国新诗全集》，像日本中央公论社、新潮社出版的《日本诗歌全集》那样……
总之，我是一个爱“想”的人，不能安静。总想干点什么……[5]

彭燕郊所谈到的是自己在编选（译）方面的诸多构想。按说，彭燕郊不过是一介书生，并非出版界人士，也非任教于著名学府，所掌握的所谓出版资源或文化资本相当之有限，个人经济状况也相当之一般；而且，彭燕郊为1920年生人，新时期之初即已是花甲之年，其身体状况始终不好，长年看病、服药，并曾到北京、广州、四川、桂林等地求医。个人状况如此，驱动他不断工作的动力又是什么呢？“爱‘想’”、“不能安静”、“总想干点什么”一类说法显然太过笼统。彭燕郊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有过一些零星说法，更为确切的说法可见于1989年3月12日致木斧的信：

艺术更新对于我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首先：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诗的要求，其次，我们身上的旧观念过去已经浪费了我们大部分的大好光阴，我们再不能被它拖住故步自封了。你和我一样，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中我们的求知欲是被压抑到最低点的，到最后，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被宣布为“封资修”垃圾，能说我们没有受这个大文化坏境，文化气氛的影响吗？改革、开放的十年来，有幸的是我自己总算慢慢的睁开眼睛了，知道该看看世界，看看自己的国家，和自己身上有些什么东西了。这样，我就既有奋发、乐观的一面，又有痛苦的反省的一面……这几年我用大部分时间编译介[绍]各国现代诗的目的也在于让大家看看到底现代诗是个什么样子，现代诗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中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人家有什么长处我们有什么短处。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形成我们的自信，应该是一种坚实的自信。能看到的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应该是现实的可靠的前途。起哄和胡闹是没有用的，只有甘心于默默无闻，情愿做个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的人，才真正能够得到真正的诗。[6 ]

从这番自述来看，彭燕郊花大量时间精力来做编选（译）、出版工作，其背后是有着重要的文化抱负的：“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压抑了求知欲，桎梏了眼界，新诗的前途在于“艺术更新”，即通过外国现代诗的译介，获得必要的参照系，进而获得一种“坚实的自信”。类似想法，亦可见于彭燕郊为《国际诗坛》创刊号所撰写的《前言》。林贤治将彭燕郊的工作称为“诗人的工作”，称彭燕郊是诗人当中“少有的一位醉心于出版者”[7 ]，将“出版”行为与“诗人”使命并置，所着眼的正是彭燕郊出版行为的特殊性。

种种资料表明，彭燕郊的文化抉择在新时期之初就已做出。最初的构想即是“出版一套译诗的丛书，要概括五四以来外国主要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这就是后来的大型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按照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译文室主管领导、与彭燕郊“相识相交近六十年”的李冰封的回忆[8]，此一构想1980年就已提出，并得到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黎维新的支持，后经具体协商，拟定了主要书目和译者。彭燕郊则受托外出组稿，他曾专程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听取施蛰存、梁宗岱、卞之琳等人的意见。彭燕郊此一时期给朋友们的信中，反复提到自己处于“忙乱”状态，主要即是忙于为“诗苑译林”丛书的奔走、筹稿等事务。而他的诸种出版构想虽未全然实现，却也是多有成绩：“译诗丛刊”即先后以《国际诗坛》（漓江出版社）、《现代世界诗坛》（湖南人民出版社）之名出版。“外国文学丛书”则有漓江版“犀牛丛书”；《世界散文》则有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散文译丛”以及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

1980年即开始筹划诗歌翻译丛书，奔波于湘、粤、桂等地，并且积极替朋友们向各地刊物、出版社荐稿，彭燕郊的这样一种身份，按照梅志的说法，可称为“文艺组织者”。[9]偏居长沙的彭燕郊之所以与文艺界人士有着广泛的通信，非常直接的一个原因即是和这一系列翻译活动的筹稿有关。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偏居长沙的彭燕郊何以能在新时期之初就能做出此般文化抉择呢？这涉及彭燕郊的阅读状况、知识积累、艺术视野等方面的情况。按照彭燕郊本人的回忆，其童年乃是“纸墨飘香的童年”，很早即开始买书、邮购图书；及到1950年开始定居湖南之后，图书购买量也是非常之大的，即便是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的20多年里，买书、读书也始终没有间断。[10]而从彭燕郊晚年的诗歌写作来看，1979年9月，彭燕郊在《诗刊》发表了《画仙人掌》一诗，这是他新时期以来所发表的第一首诗，它“不是起于一种高音，如众声喧哗般的‘我归来了’(艾青《归来的歌》)或者独异的‘我一不一相—信’(北岛《回答》)”，而是以“唯美”的笔触去“画仙人掌”：“那些花/都有着我们这些欣赏者给予它的/美的自觉和美的自信/形成那么一种生动的风致/有着那么一颗惹人喜欢的坦裸的小小的心/婴孩般的单纯，少女般的安详/小伙子般的富于幻想而且有些顽皮/不止是逼真/而且要画出那真正的天国的愉快/多么难啊，这些花！”对彭燕郊个人写作而言——也可廓大来说，对新时期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起点”，“粗略比附一下，如果说‘文革’后文学是从‘真’开始的话，得到普遍赞誉的巴金《随想录》就在于‘讲真话’；那么，彭燕郊的写作是从‘美’开始的。”[11]这样一种对于“美的自觉和美的自信”的追求姿态，也包括后来持续探索的理念（所谓“我不能不探索”，写“不像诗的诗”等）与旺盛的创作力等等，均可显示出彭燕郊的诗歌写作与其长期广泛的阅读，与其文化、出版行为（或曰诗学活动）之间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彭燕郊在新时期之初即能敏锐地把住时代的精神需求了。

三

彭燕郊与文艺界人士的通信，包含了非常多的历史、文化诸方面的信息。这里择要述之。与文坛前辈的通信中[12]，与施蛰存的通信量是相当大的，被披露出来有27封之多，是目前除了梅志通信之外，被披露最多的。施、彭二人最初交道的情形暂未有确切资料，但最迟当是在1982年上半年。[13]所见施蛰存给彭燕郊的最后一封信是1999年6月15日，通信期近20年。信中所谈，多是读书、写作、编选（译）、出版等方面的内容。与罗念生、沈宝基、罗大冈、卞之琳所谈，亦多是译介、出版方面的事。凡此，既可彰显一批已是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在新时期之后逐渐开化的时代语境之中的精神操守与文化信念，也可藉助彼此之间“互动行为”而展开“实存分析”，从而更深入地探究其文学行为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关联。[14]

与彭燕郊年龄相仿的通信者有相当一批，如曾被称之为“九叶诗派”或“‘中国新诗’派”的王佐良、陈敬容、曹辛之、郑敏、唐湜、罗寄一、袁可嘉等人。在一些文学史描述当中，“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被认为是1940年代中国新诗的两大高峰，但两者当时处于某种对峙状态。新时期以来，这种纠葛也一直存在。[15]但从彭燕郊的角度看，在新的时间节点上，他们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交流时，基本上已无所谓流派或者门户之见，更多的话题都是关乎当代文化、特别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实际上，这些书信不仅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其中如彭燕郊与罗寄一的通信，也为文学史“失踪者”的打捞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罗寄一（本名江瑞熙）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坊间关于此人的资料非常之少。近年来，其早期诗歌已被打捞出来，并被放置到穆旦、郑敏、杜运燮等西南联大诗人谱系当中加以考察。但其晚年思想与创作方面的情况仍是处于阙如状态，彭、罗二人的较多书信，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此一方面的缺憾。[16]

更年轻一代的通信者当中，李振声（1957-）特别值得一说。彭、李通信是199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其时，李振声负责编选《梁宗岱批评文集》 [17]，两人交往即缘起于此。彭燕郊与梁宗岱有过直接交道，文献资料方面又多有积累。[18]按照李振声的描述，两人有过十数次的书信往来，彭燕郊不仅寄去了手头上珍藏的关于梁宗岱的各种资料，也参与了篇目的敲定，甚至为其积极联络版权事宜。彭燕郊对于后学编选前贤文集的“悉心关照”，让李振声感到“并不仅仅只是关乎像我这样一介晚学的事，而是关乎到一宗文化遗产的守护和传承”，让他“真实地弄懂”了“薪尽火传”这个典故的意义。[19]李振声后来写过多篇关于彭燕郊的文章，对彭燕郊写作的精神向度做了细微的体察[20]，对其写作之中可能存在的“参差”也做了如实的评价。[21]有理由相信：这样一批往来书信不仅能见证两代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在当代文化史上，亦将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
李振声所谓“薪尽火传”，在林贤治（1948-）看来，即是一种超于“私谊”之上的“使命感”：“我初到广州日报编译室做事，即向他报告工作的性质，并就旧籍重版问题请教于他，数天之后，他便来信给我开具一份几页纸的长长的书单，而且分门别类，附加了不少建议。我知道，这份热忱，包含着他对诗，对文化，对真理和教育的本能的挚爱，不仅仅出于私谊，而且出于他对于社会的一贯的使命感。”[22]廓大一点来看，彭燕郊与郭茜菲（桂林《力报》研究）、陈子善（询问梁宗岱著作出版事宜）、李辉（胡风研究）、杨益群（桂林文化城研究）、陈思和与刘志荣（“潜在写作”研究）、刘扬烈（“七月派”研究）、陈梦熊（辛劳研究）、黄泽佩（严杰人研究[23]）等人通信，就相关话题展开细致的讨论，其效应大致上也可作如是观。

四

1980年开始筹划，“诗苑译林”丛书、《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犀牛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等陆续出版，彭燕郊所筹划的出版事业可谓成绩斐然，为国内文艺界所瞩目，友人们信中对此颇多鼓励与激赏，但彭燕郊所遭受的挫折大概也不在少数，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彭燕郊与友人的信中，这方面的话题就一直或隐或现，有的时候，情绪表现得相当强烈。“诗苑译林”丛书出版方面，1980年代中期即生罅隙，工作主要由出版社来操弄。[ 24]对于漓江版“犀牛丛书”，彭燕郊措辞激烈的言论也不在少数，1991年1月14日，彭燕郊在给梅志的信中谈到：“这两年我也渐渐明白了，想做的事不但做不成，还得受多少肮脏气！书编了，出不成，译者只找我，出版社是虱子多了不痒，不算一回事；我得赔复印费、抄稿费、邮费，还得花费大量时间写信解释，请朋友们原谅。前有‘漓江’，近有‘湖南文艺’，搞得我狼狈不堪”。[25 ]

彭燕郊这里所谈到的是名分、费用以及辜负文艺界朋友所托等方面的问题，但各种丛书终究还是出版了多种。在整个过程之中，彭燕郊有操劳、荐稿乃至奔波之苦，但终究是一个筹划者的角色，本人并无需直接负文字之责（写信、提出丛书方案等不在此列）。稍后彭燕郊直接出任主编的一部诗歌辞典却让其陷入长达数年的纠葛之中。

编“辞典”是1980年代后期出版界非常热衷的事务，钱途可观。安徽某出版社所筹划的诗学大辞典显然即是受到此一风气的影响。大辞典拟分“中囯卷”、“外国卷”和“理论卷”三大卷，分别请罗洛、彭燕郊和刘湛秋出任主编。彭燕郊被提请，既是由于老朋友张禹、罗洛等人“一再介绍”的缘故，想必也是彭燕郊多年来筹划诗歌翻译丛书、丛刊所积累的名望所致。不过，彭燕郊此前已与出版社打了很多交道，起初对此非常之谨慎，从相关书信可以看出，1987年下半年即接到邀约，待到1988年中旬出版社派人到长沙彭家商定，后又寄来聘书，方才开展工作。

联系到此前彭燕郊本人所谈到的诸多想法，这样一部《外国诗大辞典》无疑是很符合其诗学构想的。彭燕郊也确是抱着很高的期待，组织了相当一批翻译界人士（设副主编5人，编委34人，工作中心摆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工作严谨，以图编出不同一般的文学辞典的辞典。[26]此一事件也形成了相当一批书信，涉及的人数当有数十人之多。出版社方面有朱守中、刘明达等；工作方面的则有黄建华、陈实、罗寄一、梁启炎、程依荣、李之义、刘瑞洪、钱鸿嘉等。

综合来看，工作大致上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至1990年上半年初步完工，彭燕郊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多次传达了喜悦之情。但扫尾工作迟迟难以结束，给朋友们的信中，逐渐多了后悔之意，也不乏措辞激烈的言论。直到1992年4月，出版社副总编亲自到彭燕郊处取走文稿，工作才算大致完成——最后形成的书稿，字数在220万字左右（超出计划40万字），词条在11000条上下，重量则达到50多市斤。[27]

按说历经数年认真而辛苦的工作，出版方又算是非常之重视，多次派人来长沙，最终还进入了编辑流程，且有清样寄来（为1994年上半年），并承诺该书已与安徽省政府签了目标责任状，将“限期保质出版”[28]，出版应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但是，当代出版文化显示了它非常诡异的一面：在未给主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耗费各方人士大量精力的一本大书最终居然不了了之。[29]这种诡异，大抵上只能概括为：不是以文化传承为使命，而是受制于市场或领导意志。彭燕郊生前曾与出版社多番交涉，出版社最终只是退还了全书的目录（厚厚一叠），书稿却始终不见踪影。

花较多篇幅对彭燕郊的出版受挫展开讨论，并非要进行所谓“问责”，而是藉此展开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之中，彭燕郊出版行为的复杂境遇：翻译丛书、丛刊的较多出版，使得彭燕郊对于新诗的发展、对于文化的前途满怀期待。但出版社的意愿变动则往往使他难以招架——历时数年、投注大量心力的《外国诗大辞典》最终未能出版，非常典型地放大了晚年彭燕郊的一大尴尬之处：一介书生，手中并未直接掌握半点出版资源或文化资本，在与出版机构及市场风尚的博弈当中，终难免受挫。这样一种文化挫败，无疑地，也构成了晚年彭燕郊出版事业的重要内容——廓大点说，也构成了1980年代以来文化语境的重要内容。

五

1980年，彭燕郊提出筹办大型诗歌翻译丛书的构想，并为之展开了大量工作。不大为文艺界人士注意的是，他在民间文艺方面也展开了一系列工作。与钟敬文、陈秋子、王文宝、谷子元、龙清涛等人的通信即显示了彭燕郊作为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一面。

彭燕郊对于民间文学始终怀有比较强的兴趣[30]，也做了不少实际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次文代会后，彭燕郊曾短期居留北京，和钟敬文先生一起编《光明日报》的《民间文艺》等副刊，该副刊是“解放后报纸所办的唯一的一份民间文艺副刊”，对新中国民间文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1]到湖南之后，彭燕郊曾随湖南大学到益阳、溆浦等地参加土改，期间搜集大量的各地民间文艺资料。后被聘为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即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前身）的编审委员，并编选《湖南歌谣选》由该社出版（1954年）。

因为民间文艺方面的经验与成绩，彭燕郊的民间文艺专家身份其实也是很突出的。比如，参加第四次湖南省文代会和全国文代会所在组别均是“民间文学”组，而非“文学”组。其工作，除了民间文艺资料搜集等实践层面的外，还包括业务管理、刊物编辑、理论探讨、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曾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副主席，并参与编辑由该会主编的《楚风》多年；曾撰写《谚语和哲学》、《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理解和期待》等长篇论文；曾在湘潭大学中文系成立民间文学教研室，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并且曾与钟敬文先生所在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了一届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凡此，均可见出彭燕郊在民间文艺方面工作的广度。

从彭燕郊所存书信看，钟敬文先生曾多次将其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报》等处的古体诗词寄来（署名“静闻”），并在《喜燕郊北来》一诗中表达了“相期完胜业”的愿望——所谓“胜业”指的即是“关于民间文学的编集的研究”。[32]也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以及湖南本地的相关讲习班邀请彭燕郊讲授民间文学方面课程，有到峨眉山、咸宁、广州等地参加民间文艺方面会议的记载，如1984年5月底在峨眉山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等。书信当中也有祁连休（1937-）、叶春生（1939-）等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记载。及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构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开展《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调查、搜集、整理与编纂工作（简称“三套集成”工作），彭燕郊也曾被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界委以重任，请他担任其中一套的主编，但彭燕郊自觉年事已高，“实不敢担任此种长期性的重任”，最终推却了此一邀约。[33]

从“三套集成”工作的后续发展来看，历时之长、涉及人员之多、材料搜集范围之光，确可称之为一桩“长期性的重任”。[34 ]彭燕郊后来也还是有所参与，比如为湘潭地区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集成资料作序等。但此后的书信当中，已只能非常零星地看到一些彭燕郊参加民间文艺活动方面的信息，比如到某民间文学讲习班讲课等。他长期搜集的关于民间文艺方面的大量资料最终只能是堆积在书房的角落里，无缘得到进一步的整理。[ 35]

六

除了上述三种文化身份外，晚年彭燕郊也还有其他一些身份，比如“新四军”身份，彭燕郊与新四军时期战友黄宛年、沈柔坚等人有通信，曾撰写回忆当年新四军经历[36]及战友辛劳[37]、丘东平[38]等人的文章，为《烽火诗情•新四军诗选》一书作《序》[39]等。又如，文学爱好者、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形象。湖南本土文艺界乐于视彭燕郊为大师级人物，视其为长沙的文化地标，前往拜访的人相当之多。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慕名前往或写信求教的也不在少数。此外，因为与莫渝、马文通、陈实等人的大量通信，彭燕郊与港台及海外文艺界人士也有较多联系。莫渝（1948-，本名林良雅）在台湾，为笠诗社同仁；马文通在香港，供职于《大公报》，此二人可谓连结彭燕郊与台港地区文艺界的直接纽带——换个角度说，也是促成彭燕郊在台港地区及海外传播的主要人物。莫渝除了书信之外，长期给彭燕郊寄赠《笠》诗刊等资料，而且，因为他的介绍，林海音等人都与彭燕郊有书信往来，商讨梁宗岱译作出版之事。彭燕郊在马文通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发表了一批作品，施蛰存、罗大冈等人，也曾通过彭燕郊与马文通等香港文艺界人士建立联系。

但总体上说来，彭燕郊的上述三种文化身份更为突出，更有其话题意义。从实际事务的处理来看，胡风派成员、文艺组织者和民间文艺工作者这三种身份，还是有某种主次之分的，比如民间文艺工作者身份自1980年代中期之后就已逐渐消退。胡风派成员的身份一直在延续，除了撰写一些回忆文章外，还有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2002年，已年过八旬的彭燕郊亲自到上海参加了“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暨第二届胡风学术研讨会”，与梅志及贾植芳等十多位健在的“胡风集团”成员聚首，在会上作了长篇主题报告《世纪之痛的沉重课题——读鲁贞银的〈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同时，还别有一重认识，即因读到张业松的《舒芜的两篇“佚文”》而走出了舒芜问题认识上的历史“迷误”。此前，彭燕郊与舒芜多有书信往来，被舒芜女儿方竹视为父亲好友之中是“唯一肯公正讲话的”人、“如春阳般让人感到温暖的人”。[40]但此后，彭燕郊写成《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绀弩与舒芜》以及问答体文章《答客问》，态度陡变，文中对舒芜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并藉此对胡风事件展开新的反思。彭燕郊逝世后一年，舒芜亦逝世——重评舒芜获得新的契机。不多久，《答客问》、舒芜女儿方竹以及姚锡佩、叶德浴等人的文章见诸《新文学史料》等处，话题再次聚焦于“舒芜评价”这一老问题上。[41]以此来看，彭燕郊与胡风、胡风事件及相关人物，在他生前始终缠绕着他；而在身后一段时间之内，其对于舒芜态度的陡变也都将是一个话题——这种转变发生在80高龄之后，彭燕郊也许将成为此一事件的一个特殊个案。[42]

在与姚锡佩、叶德浴等人的信中，彭燕郊谈到要写《绀弩和舒芜》，且自认“联系诗、信，及我亲见亲闻来写，当能廓清迷雾”[43]，但是，严格说来，这一写作计划也未能完成，实际形成的文本基本上是基于个别历史当事人的“谈论体”，是关于历史的单方面证词，而且，“绀弩与舒芜”的篇幅也着实有限——若将此与1980-90年代那些未完成的关于胡风、聂绀弩等人的写作联系起来，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彭燕郊的胡风学生的身份始终具有一种未完成性：其情感形态有着超常的浓度，而就其观念层面而言，彭燕郊关于胡风及相关人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超乎常人的“历史的高度”，但其所提供的具有反思意味的文本尚不足以“廓清迷雾”。

彭燕郊的情感与热情是毋容置疑的，这种“未完成性”或有资料、能力、身体等方面的因素，更有可能是“心有旁骛”、忙于他事——如果说，“胡风学生”的身份是历经较长时间淬炼的一种历史事实，关于胡风的诸种写作是一种历史的要求的话，那么，在文化语境不断开化的背景之下，彭燕郊还是有着强烈的个人诉求的。从前面的描述来看，这种个人诉求大致可归结为藉助译介活动来推动当代文艺发展的自觉意识，主要即是由“文艺组织者”的身份来呈现。新时期以来，彭燕郊始终乐此不彼地从事着外国文学的译介等方面的“文艺组织活动”，即便是屡受挫折仍投入大量的心力，“拼老命走南闯北地奔波”。梅志在书信之中多次奉劝彭燕郊，以他的才情，应多写东西——写自己的东西，也包括写和“胡风”有关的东西，“文艺组织者”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和时间，对像他这样“能写的人来说是太可惋惜了”。[44]但彭燕郊显然并未听从这样一种善意的提醒，可见彭燕郊在这些方面有着重要的精神寄托和文化抱负。

在《外国诗大辞典》遭受挫折之后，年事已高的彭燕郊在出版组织方面似有所沉寂，但21世纪以来，彭燕郊还是主编了湖南文艺版“散文译丛”并作《丛书前言》，2004年之后陆续出版，有若干新印的，也有不少是1980年代湖南人民版“散文译丛”的重印本。又为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丛书作《总序》。而据林贤治回忆，2007年底，彭燕郊还在信中谈及2008年是拜伦诞辰二百二十周年，“何不趁此纪念一下，借此张煌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对目前迷茫中的诗歌界，应该有振聋发聩的作用。”[45]就其文化效应而言，这些出版或构想，显然已无法与1980年代相比，“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几乎每隔不到两个月就有一种新书出版，大多数读者都以读到每一种新书为快”——彭燕郊在《丛书前言》中提到的这类情形已不可复现，但还是可以见出，即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彭燕郊对当代文艺建设方面仍然抱有期待。

与胡风、梅志等人通信，非常明显地凸现了彭燕郊作为原“七月派”或“胡风分子”的身份，相关话题显示了彭燕郊作为一名“现代作家”在当代文化语境之中如何展开其历史认知与自我辩诘。与众多文艺界人士的通信，在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译介、出版方面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则充分显示了彭燕郊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中所做出的文化抉择，这种藉助译介活动来推动当代文艺发展的自觉意识，大大地拓展了彭燕郊的文化身份，有效地凸现了他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艺建设之中新的、独特的作用。

“诗苑译林”丛书等出版物一经面世即受到文艺界的特别看重。施蛰存当时在给江声（杨德豫）的信中写到：“‘五四’运动以后，译诗出版物最少，《诗苑译林》出到现在，发表译诗数量，已超过一九一九至一九七九年所出译诗总数。我相信你们这一项工作，对现今及未来的中国诗人会有很大的影响，颇有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46]彭燕郊先生逝世之后，李冰封在悼念文章中特别呼吁：“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五四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出版史上的重要史实。而这件事的首创者，乃是一代诗人彭燕郊。”杨德豫则指出：彭燕郊是“诗苑译林”丛书的“‘精神领袖’或‘社外主编’，业绩斐然，功不可没。《诗苑译林》丛书的广大读者，以及更广大的外国诗歌爱好者，都会对彭燕郊教授怀有历久不渝的敬意和谢意。”[47]在当事人看来，世事变迁，彭燕郊费尽心力所操持的“诗苑译林”丛书似有被遮蔽、被遗忘之势，有必要重申其意义。

结语

在交通不便、现代通讯技术尚不普及的时代，书信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手段。在文献资料的保存方面，书信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种作家全集或文集也往往设有书信卷。孔另境所编选的《现代作家书简》即曾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鲁迅在《序言》中即认为：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这类“非文学类作品”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能“显示文人的全貌”，“知道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48]

彭燕郊是一名非常热情的书信家，其书信数量自然已难以准确估定，但写作量大、接触面广、信息丰富已是毋庸置疑的。对那些出版过书信集或者多卷本作品集的人物而言，如罗念生、施蛰存、卞之琳、罗大冈、梅志、田仲济、端木蕻良、徐迟、贾植芳、曹辛之、蔡其矫、绿原、曾卓、牛汉、邵燕祥等，致彭燕郊的信均可称之为集外佚简，而对于沈宝基、罗寄一、王道乾、叶汝琏等等原本资料就比较稀少的人物而言，更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特别是跨越现当代文学阶段的人物的文献资料建设而言，如何获取更为广泛的资料，以达成对于人物的全方位认识，彭燕郊在这一方面无疑也具有突出的个案意义。就已有彭燕郊作品集的出版情况来看，成型的作品集有两种，即由彭燕郊本人所审定、在其逝世前后所出版的三卷本《彭燕郊诗文集》和三卷本“彭燕郊纪念文集”[49]，前者按诗歌、散文诗和评论分卷，其中诗歌卷分上、下两册；后者则按诗歌、散文诗和回忆录分卷。由此所呈现的彭燕郊形象，基本上就是一位经历了风云变幻的时代、有着漫长写作生涯（1938-2008）的写作者形象，读者藉此可以获得关于彭燕郊写作的总体印象。[50]

近两三年来，彭燕郊各类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也在提速，除了上述集中披露的与梅志的来往书信、课程讲稿（《彭燕郊谈中外诗歌》）外，还包括日记（《溆浦土改日记（1951.12—1952.1）》、《“文革”日记选录（1967年5-6月）》，2013[51 ]）、系列谈话录（《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2014）等多个方面。这些文献资料，加诸上述以书信为中心所述及的诸种文献资料，则可大大拓展彭燕郊的历史形象，将有助于学界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彭燕郊——特别是当代文化语境之中的彭燕郊，同时，也将能为1980年代以来文化语境及文化建设的研究打来新的空间。

当然，与那些已经成型的文献资料相比，这里所面临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彭燕郊与友人间的通信，除了前面提到的胡风、梅志、施蛰存、聂绀弩、路翎等人外，仅有与端木蕻良、常任侠、邵燕祥、陈思和与刘志荣、张洪波、余开伟等人的少量书信被披露，学界所知有限。而且，目前绝大部分的彭燕郊去信都还散落在收信人手里，能征集到什么程度，仍然充满了未知数，因此，对于彭燕郊的文化身份及其独特的历史效应的认知也就还有待时日。

2013年10-11月初稿；2014年12月改定

注释：

[1]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晓风、龚旭东整理辑注：《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郑州：海燕出版社，2012年。
[2] 刊载于《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3] 彭燕郊：《致梅志》（1989/12/20），见《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第185页。
[4] 指绿原操弄的译诗丛刊《外国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第1辑，后不定期出版，至1987年7月，出版第6辑。
[5] 彭燕郊：《致梅志》（1984/11/9），《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第57-58页。
[6] 彭燕郊：《致木斧》（未刊稿）。按：着重号为原有。
[7] 林贤治：《诗人的工作》，《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
[8] 李冰封：《彭燕郊与〈诗苑译林〉及〈散文译丛〉——哀悼一代诗人彭燕郊》，《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按：本文所引李冰封文字均出自于此，不另说明。
[9] 梅志：《致彭燕郊》（1985/12/26），见《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第82页。
[10] 参见彭燕郊《纸墨飘香》（岳麓书社，2005年）一书中的《邮购之乐》、《纸墨飘香的童年》、《长沙淘书记》等篇什。
[11] 参见易彬：《彭燕郊研究论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2] 日前，罗念生、施蛰存、沈宝基、罗大冈、卞之琳、王佐良、袁可嘉、王道乾等人致彭燕郊的17封书信已有辑录，见易彬、黄园：《彭燕郊所存文艺界人士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
[13] 参见施蛰存：《致周良沛（1982/6/23）》，《北山散文集（2）》，第1696页。
[14] “互动行为”语出解志熙的《相濡以沫在战时——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一文。
[15] “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之间的纠葛显然和政治文化语境有关。1980年代中前期，牛汉、曹辛之等人站在派别立场上有过笔战，曹辛之在给《九叶集》同仁的书信中，对此也多有涉及（参见赵友兰、刘福春编：《曹辛之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但19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开化，相关局势逐渐缓和。
[16] 目前坊间所传罗寄一诗歌基本上都是其早年作品。笔者在编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8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的时候，正是藉此线索，编入其晚年诗歌5首。
[17] 李振声编：《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18] 彭燕郊在筹划“诗苑译林”丛书时，即得到梁宗岱的指点。梁逝世后，其遗孀甘少苏将其“几乎全部遗著”及各种资料寄给了彭燕郊，彭则协助其完成了《宗岱和我》（重庆出版社，1991年）一书，并为之作序《一瓣心香》。后又作长文《诗人的灵药——梁宗岱先生制药记》（《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
[19] 李振声：《薪尽火传》，《中华读书报》，1997年3月26日。按：该文收入了1996年9月14日彭燕郊致李振声的信以及李振声的复信。
[20] 在《诗心不会老去》（《读书》，2007年第12期）中，李振声写到：“燕郊先生的诗，尤其是他晚近的诗作，始终维系在一个很高的精神高度上。我虽不便说，它们的存在，是如何在不时地提示和警醒着人们远离那些足以致使人类精神矮化的种种场景和事物，但我心里清楚，它们的存在，是怎样在延缓着我个人精神生活的退化和萎缩的。”
[21] 在《谁愿意向美告别？》（《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4期）中，李振声对呈现了“诗境的多种向度和众多可能性”的长诗《混沌初开》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也对由《生生：五位一体》修订而来的《生生：多位一体》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诗思基本上是在“单一向度”里展开的。
[22] 林贤治：《诗人的工作》，《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
[23] 彭燕郊1940年代前期在桂林期间认识严杰人（1922-1946），后曾撰写《回忆严杰人》一文（收入回忆文集《那代人》，花城出版社，2010年），还存有一批严杰人文章的剪报（均出自解放前的报纸）。彭燕郊生前也曾寻求过严杰人作品集的出版可能，笔者在协助其家属清理作品时，其夫人也曾特别谈及此事。
[24] 双方何以发生罅隙，坊间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法，彭燕郊本人认为是人事方面的原因，参见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33-34页。
[25] 参见彭燕郊：《致梅志》（1989/4/27）、（1991/1/14），《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第176页、第206页。
[26] 参见彭燕郊：《〈外国诗辞典〉序》，《书屋》，2011年第12期。
[27] 这里关于《外国诗大辞典》相关情况的归纳主要是基于彭燕郊与陈耀球的信。
[28] 据1994年4月21日，刘明达给彭燕郊的信。又，8月10日，刘明达在收到校样之后，来信感谢彭燕郊有“谨严的精神”，并表示“增强了辞典胜券在握的信心”。
[29] 实际上，三种词典仅出版一种，即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
[30] 2005年之后，笔者开始做彭燕郊的系列访谈，彭燕郊主动提出应谈谈新诗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参见《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第六章的相关内容。
[31] 张义德、彭程主编：《名人与光明日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98-299页。
[32] 见《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33] 彭燕郊：《致杜平》（1985/9/18），未刊稿。按：杜平即彭燕郊所指导的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34]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最终历时约20年，“动员了200余万人次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参加调查和搜集，共搜集记录民间故事184万篇，民间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总字数超过40亿字。各地编辑地方卷本4000余种。”参见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1-202页。
[35] 据老友黎维新回忆（《一个出版人对彭燕郊先生的怀念》，《芙蓉》，2008年第6期）：2008年春节期间，彭燕郊曾向他表示：多年收集的民间文学资料“放在那里未及整理，真太可惜了”。此事发生在彭逝世前夕，可见他对此虽无力整理，但仍念兹在心。
[36] 即《流囚九千里——皖南事变后的叶挺将军》、《北上抗日行军途中》，分别刊载于《云岭》总第44期，2001年12月；第45期，2002年6月。
[37] 彭燕郊：《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38] 彭燕郊的《傲骨原来本赤心——悼念东平》，《随笔》2008年第2期；后作为“代序”收入罗飞主编《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一书，并与《我的悼念》一文收入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
[39] 邵凯生、朱强娣编注：《烽火诗情•新四军诗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按：该集收入彭燕郊诗歌11首。
[40] 参见方竹：《不幸的思想者舒芜：并非怀有不可告人的卑劣动机》，《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27日；《知识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记我的父亲舒芜》，《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41] 2009年8月舒芜辞世。同年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李洁非的《反复：舒芜的路》，对舒芜提出批评。2010年1月27日，又刊出舒芜女儿方竹的反驳文章《不幸的思想者舒芜：并非怀有不可告人的卑劣动机》，其中引述了彭燕郊致舒芜的信。《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推出“舒芜专辑”，有方竹《知识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记我的父亲舒芜》、姚锡佩的《往事问天都冥漠——悼舒芜先生》等文，其中亦引述彭燕郊致舒芜的信。该刊第4期又推出叶德浴《彭燕郊与舒芜》（附彭燕郊《答客问》），叶文摘录了2002年之后彭燕郊写给他的6封信，正面申扬了《答客问》的主旨。
[42] 方竹在《知识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中曾叙及几位“胡风派”的朋友与舒芜之间“密切的友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胡风案”平反，朋友“渐次疏远”，“最判若两人的就是绿原先生”。文章也叙及2002年上海会议，“几个当年胡风派的人在会上抱头痛哭，其中有彭燕郊”，“从此，他们再无通信。（2002年，他和别人谈到父亲时，态度和观点与前大变。）”
[43] 据叶德浴《彭燕郊与舒芜》所摘录的2003年10月4日彭燕郊的信。
[44] 梅志：《致彭燕郊》（1987/1/14），《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第113页。按：1991年12月21日，舒芜在致彭燕郊的信中亦有类似观点。
[45] 转引自林贤治：《诗人的工作》，《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
[46] 施蛰存：《致江声》（1989/7/28），《北山散文集》（2），第1767页。
[47] 杨德豫：《彭燕郊教授与〈诗苑译林〉》，《芙蓉》，2008年第6期。
[48] 鲁迅：《序言》，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2页。
[49] 分别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50] 彭燕郊研究的最新评述，参见黄园、易彬：《新时期以来彭燕郊研究述评》，《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6期。
[51] 刊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 2011卷合刊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欢迎光临长沙理工大学 (http://bbs.shenchai.cc/)